李泽厚提出了三个著名的命题，在理论上对相关思想作了重要的推进。第一个命题是：“经验变先验”，其意义在于从类的层面，解决先天（先验）形式的来源问题。但这一命题还要继之以“先验返经验”，即普遍的形式需要返归于个体之中才可能影响个体的具体行为。第二个命题是“历史建理性”，它指出了合理性的形成与历史过程的联系，但这一命题还需要以“理性渗历史”加以补充，后者肯定了理性本身的开放性。第三个命题是“心理成本体”，它肯定了意识和精神可以沉淀下来，成为个体的内在本体，但这一命题还需越出个体之情并以“本体存心理”作补充，后者所肯定的是普遍本体需要进一步融合到个体的心理形式之中，由此为道德行为提供内在的机制。就权利与善的关系而言，权利应包含善的内容，“善”则不仅包括形式层面的价值原则，而且意味着在实质层面使人的存在方式更人性化。在伦理学领域，同时需要区分人生取向与行为的道德意义，并关注法理意识与良知意识的统一。以人的文化精神生活为指向，李泽厚的“情本体”论包含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切，而在性情之辩上，则需要重新关注“心统性情”说。

从广义认识论的角度看，以事物自身规定为指向的认知、以确认事物对人的意义为内容的评价、以引导人的观念活动和实践活动为旨趣的规范，构成了人类认识的相关方面，认识的具体形态，体现于认知、评价、规范的统一。认知固然离不开感性材料与概念形式，但二者本身又有其现实之源；以所知和能知的互动为背景，认知过程同时涉及本体论或形而上的前提。评价过程所关涉的认识一方面以如其所是地把握事物自身的规定为前提，另一方面又以确立合理的价值观念、认同合理的价值原则为条件。认识的规范性之维则以实然、必然与当然的把握为所以可能的条件。广义认识论视域中认知、评价和规范的相互关联，同时为说明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彼此沟通提供了前提。

历史生成于人所作之“事”。离开了“事”的多样展开，历史将流于抽象和空洞，脱离了具体的“事”，历史主体也将虚幻化。正是在参与多样之“事”或从事多样的活动的过程中，人成为历史的主体，而“事”的多样性，则规定了历史演进的多方面性。相应于“事”由人“作”，因“事”成“史”同时表现为人创造历史的过程。然而，“事”总是发生于已有的条件之下，“史”同样展开于既定的背景之中，“事”和“史”所涉及的既成前提，具体表现为“势”和“理”，作为“事”和“史”综合背景的“势”与“势”所蕴含的内在法则（“理”），扬弃了“事”和“史”的任意性而使之具有现实的形态。源于人的参与和基于既成的“势”和“理”，构成了“事”和“史”的二重向度。“事”的变动和“史”的衍化，都非仅仅呈现为空洞的时间流逝，而是包含实质的价值内容。“事”的发生源于现实的需要，这种需要在不同的意义上涉及人自身的发展，“史”的衍化则关乎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事”有目的，“史”有方向，“事”无止境，故“史”无终结。人类的历史发展在总体上表现为基于所作之“事”而不断走向自由之境。